【按語】本文原是為一次學術討論會（“古史史料學研討的新視野——新出土文獻與古書成書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撰寫的參會論文，但在會條件交論文時被會議主辦方（上海年夜學現代文明研討中間及上海年夜學歷史系主辦，中國先秦史學會協辦）拒絕。數月前，會議主辦方給我發來的會議邀請函（見附錄：本次學術討論會的邀請函）提到：“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是近年來最主要的“新出土文獻”之一，這些“新資料”對“現代文獻學以及相關的歷史學課題的研討都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我據此選定參會論文的宗旨：清華簡能否屬于“新出土文獻”。據我所知，學術會議主辦方（不是因為論文宗旨超越規定的論題范圍，也不是因為論文質量問題）拒絕一篇參會論文的情況非常罕見。其緣由：我的文章是在質疑此次學術會議的研討條件（也就是對清華簡的證偽）。
本文的研討結論：（1）清華簡《咸有一德》和《說命》中的作偽破綻非常明顯，其文章質量很是拙劣，可以被確認是古人贗作。（2）在李學勤師長教師和廖名春師長教師對破綻百出的簡文所作收拾研討中，存在許多不應有的掉察和掉誤。
筆者在本文“結語”部門提到：假如清華簡是古人贗作，那么中國相關學科的學術界正在經歷著一場非常慘痛的悲劇。本文的研討結果可以構成盡快結束此事的充足依據。
清華簡《咸有一德》《說命》真偽考辨（目錄）
一、引 言
二、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上）
三、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中）
四、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下）
五、改字為訓與雙向思慮
六、簡文《說命》續辨（上）
七、簡文《說命》續辨（下）
八、簡文《咸有一德》真偽考辨（上）
九、簡文《咸有一德》真偽考辨（下）
十、結語：竹簡真偽，茲事體年夜
【內容撮要】在清華簡收拾者的媒體宣傳中，簡文《尹誥》（即《咸有一德》）和《說命》可以“證偽”古文《尚書》是主要焦點。本文正面考核清華簡《咸有一德》和《說命》的真偽，并考核李學勤師長教師和廖名春師長教師對簡文的收拾研討（在學理方面）能否成立。《尚書》文章有其特定的法式、格調。選擇偽造《尚書》文章，這自己就是一個不自量的妄舉。其捉襟見肘、破綻百出在所難免。本文結論：（1）清華簡《咸有一德》和《說命》中的作偽破綻非常明顯，其文章質量很是拙劣，可以被確認是古人贗作。（2）在李學勤師長教師包養 和廖名春師長教師對破綻百出的簡文所作收拾研討中，存在許多不應有的掉察、掉誤。在本文的結語部門，考核劣質（指文章質量）偽簡及其收拾包養網 結論（認假作真）正在給中國學術形成什么樣的影響以及結束此事的需要性。
【關鍵詞】清華簡 咸有一德 說命 文章質量 偽簡 當代張霸
一、引言
隨著清華簡收拾結果的面世，一些學者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①]質疑者的基礎思緒：（1）由于清華簡非考古發掘所得，其來路有兩種能夠，盜墓所得，古人偽造。若是前者，可以安心研討。若是后者，若將偽簡當作先秦文獻展開研討，會給中國學術形成極為嚴重的惡性影響。（2）由于贗品售出可獲高額回報以及造假技術的不斷進步，不克不及消除是古人偽造的能夠。（3）是以，有需要通過各種途徑盡快查明其屬性。一是尋找證據“弄清這批竹簡的真實來歷”，二是通過竹簡的質地、墨跡、字體和內容等往鑒定其真偽。
在清華簡收拾者通過媒體所作宣傳中，簡文《尹誥》（即《咸有一德》）和《說命》可以“證偽”古文《尚書》是一個主要宣傳焦點。筆者對古文《尚書》作過專門研討。在讀到清華簡《尹誥》內容之后，對此類造勢宣傳幾多有些惡感甚至擔憂。清華簡《尹誥》內容中存在許多疑點。例如，房德鄰師長教師撰文指出：清華簡《尹誥》“是一篇偽作”。[②“你當時幾歲？”]
筆者在《古文〈尚書〉真偽與病態學術》[③]中介紹包養網 了研討古文《尚書》的緣起。古文《尚書》疑案的構成緣由是兩漢間黨同伐異的今古文之爭。清代學者閻若璩的“證偽”并不堅實，此事“定案”與康熙、雍正兩代清帝的參與有直接關系（閻是主動方，錢穆：“希寵戀獎”）。由此構成“朝廷早有定論”的局勢。乾嘉以來，隨閻氏“證偽”古文《尚書》者趨之若鶩（乾嘉學術翹楚人物多在此中），而相反標的目的的研討則后繼乏人。所謂“草上之風”。
筆者包養 用一年包養網 時間完成對古文《尚書》真偽的“自向證明”，包含查閱文獻和字頻剖析等。評估結論是：“作偽”難度達到不太能夠實現的水平。然后開始撰寫《審核古文〈尚書〉案》[④]。該書出書五年后，房德鄰師長教師發表《駁張巖師長教師包養 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⑤]。我的文章是對房文的回應。一位審稿人提出清華簡與古文《尚書》問題。于是，筆者改變計劃（原計劃在清華簡《說命》收拾結果出書后與《尹誥》一并討論），臨時加寫一個附錄：《簡要甄別清華簡〈尹誥〉的證據資格》。
清華簡研討中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簡文自己的問題（姜廣輝、房德鄰、黃懷信等師長教師已對此作過比較深刻的研討），二是重要收拾者和研討者（李學勤師長教師和廖名春師長教師）論證中存在的問題。這篇附錄屬“急就章”，重要剖析后一問題。結論：“清華簡《尹誥》沒有證據資格，其證明力等于零。實際情況是……相反證據表白古文《尚書》很能夠不偽。”[⑥]
在本年初清華簡第三輯結果發布會上，李學勤師長教師指出：“《傅說之命》3篇就是現代文獻中提到的《說命》3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該3篇簡文的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說命》篇完整分歧。這種情況在清華簡第一輯收拾報告中已經出現，它再一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確系后人偽作，這對中國學術史的研討無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⑦]
本文正面考核清華簡《尹誥》和《說命》的真偽問題，并甄別李學勤師長教師和廖名春師長教師對簡文《尹誥》、《說命》的論證（在學理方面）能否成立。清華簡《尹誥》對應傳世古文《尚書》的《咸有一德》。為行文便利，上面統一采用后一篇名，并用“簡文《咸有一德》”和“傳世本《咸有一德》”加以區分；清華簡《傅說之命》對應古文《尚書》的《說命》，上面用“簡文《說命》”和“傳世本《說命》”加以區分。
這是一個幾多有些戲劇性的局勢：我們眼前擺著兩篇《咸有一德》和兩篇《說命》。從邏輯上說，其屬性要么一真一偽，要么同偽，不成能同為真。對此展開甄別的判斷條件有三個選擇：（1）無條件接收傳統疑古結論（古文《尚書》是偽書）；（2）采用近年來一些學者的研討結論（古文《尚書》很能夠不偽）；（3）再退一個步驟，采用加倍嚴謹的中立態度（能夠真，也能夠偽）。李學勤師長教師選擇第一個條件：古文《尚書》“是后人偽作……已成定讞”。[⑧]由此出現循環論證問題。
具體說，李師長教師的相關研討高度依賴第一個條件。沒有此條件的支撐，其論證寸步難行（詳見后文）。李師長教師最終結論：清華簡“證明”古文《尚書》“確系后人偽作”。其條件與結論雷同。循環論證判別標準：論證的條件就是論證的結論，用來證明結論的論據自己的真實性要依附結論來證明。“已成定讞”何須“證明”。李師長教師要證明“定讞”，就不應依賴“定讞”為證明條件。
本文對古文《尚書》和簡文《咸有一德》、《說命》采用統一個甄別條件（能夠真，也能夠偽）。讓研討對象的客觀特征往表白其屬性。后人偽造先秦文獻，尤其是《尚書》篇章，最難實現的後果就是在內容方面的“仿真”。作為周代禮樂軌制中的神圣經典以及長期應用的（政治、品德方面的）官學教材，《尚書》文章有其特定的內容、法式包養 和格調。
選擇偽造《尚書》文章，這自己就是一個妄舉。其捉襟見肘、破綻百出在所難免。在古文獻真偽的甄別環節，甄別對象的偽造難度（依據文本質量和文章質量加以評估）與其可托度成反比。其內容中“不對”的成分越多，屬后人偽造的可疑水平隨之增添。對照兩篇《咸有一德》和兩篇《說命》的文章質量：傳世本內容精致典雅，多格言警語；簡文內容生澀淺陋，乃應付為文。此其年夜端。
二十余年來，文物市場相繼出現大批簡牘，其總數約有萬余枚或更多些。據賣家（文物商販）的說法，這些簡牘出自戰國或漢代墓葬（盜墓所得）。依據專家鑒別，十有包養網 八九都是贗品。其偽造“質量”良莠不齊，少數質量高者幾可亂真。年夜陸、港臺和japan(日本)都有買家（博物館、研討機構或個人）購買贗品的情況。這是清華年夜學（捐助人）于2008年從噴鼻港文物商手中購回這批“清華簡”（2千余枚）的年夜佈景。有需要提到，類似的大批買賣還包含上海博物館于1994年購回的“上博簡”（1千余枚）等等。
于是出現兩種能夠，一是在充滿大批偽簡的古玩市場“淘”到了真的盜墓簡，二是購回了偽簡中少數“質量”較高的贗品。戰國墓葬中的簡牘，歷兩千余年而不朽壞，且墨跡這般清楚，數量這般之年夜，此種奇跡的發生概率畢竟很是之低。若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就有需要高度警覺，慎之又慎。姜廣輝師長教師認為：對清華簡的真偽要做“雙向思慮”。其來由：“由于購買到贗品的機率相當之高，非但不克不及搶救祖國文明遺產，反而有能夠將假歷史當包養作真歷史看。一個國家若充滿假歷史，那長短常恐怖的。”[⑨]
二、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上）
在簡文《說命》中，存在一些對傳世文獻內容加以拆分、拼合和改寫的成分。其結果反而弄巧成拙（顯露破綻），為我們供給了后人作偽的主要證據。此中，“惟口起戎”四句最為典範。孔子在《禮記·包養 緇衣》中引《兌命》（即《說命》）內容：“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后文統稱：引文A）墨子在《墨子·尚同中》引“先王之書《術令》”內容：“唯口出好興戎。”（后文統稱：引文B）上面是簡文《說命》相關內容：“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衣載病，惟干戈生厥身。”[⑩]（后文統稱：簡文四句）
可以明顯看到，在簡文第一句（惟口起戎出好）中，同時包括引文A（惟口起羞）和引文B（唯口出好興戎）的雙重成分。這里存在兩種能夠：其一，簡文《說命》是原文，傳世文獻（《禮記》《墨子》）的引文AB都是對簡文《說命》原文的援用（一分為二）。其二，與上述情況相反，簡文四句來自對傳世文獻中引文AB的拼合、改寫（合二為一）。
實包養 際情況若為前者，可以支撐清華簡收拾者的判斷：簡文《說命》是真實的先秦《尚書》；若為后者（即引文AB在先，對其拼合、改寫的行為在后），則足以證實一個相反結論：簡文《說命》是后人偽作。二者必居其一。是以，這是一個有需要細細推究的主要問題。上面分兩個步驟展開討論。第一個步驟驟：對比剖析引文AB與傳世本《尚書》相關內容之間的對應情況，再對比剖析引文AB與簡文四句的吻合水平，據此確認或許是消除上述第一種能夠（一分為二）。
引文A與傳世本《說命》相關內容（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基礎雷同。只要“兵”、“戎”一字之差，不影響文義。《孔疏》對傳世本《說命》四句的解讀：“惟口出令不善，以起恥辱；惟甲胄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成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成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后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成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后授之。”
元代學者陳澔（綜合後人注釋）對引文A內容給出一個加倍公道、曉暢的解讀：“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徳。謹于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于省躬者，戒輕動也。”（《禮記集說》卷九）按“衣裳”是指三代禮制中由中心政權錄用仕宦時授予的禮服。即《周禮·大批伯》所謂“再命受服”。在《禮記·緇衣》中，孔子（子曰）在統一個意義上（為政者的慎言、慎行）徵引此語。
引文B與傳世本《年夜禹謨》相關內容（唯口出好興戎）雷同。《年夜禹謨》前文敘述虞舜提出要將帝位禪讓給禹，禹推辭（推舉皋陶），舜堅持其決定（汝終陟元后），并對禹提出一些告誡和請求，然后說：“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孔疏》對此的說明：“（舜）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功德，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成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在《墨子·尚同中》，墨子（子墨子曰）在統一個意義上徵引此語（口之所言，出功德，興戎兵）。
在引文A與傳世本《說命》之間，以及在引文包養網 B與傳世本《年夜禹謨》之間，雙方在內容上彼此分歧，在文義上彼此吻合。這是引文與原文的正常關系。“術令”有能夠是“年夜禹”之訛誤。引文A的援用者是孔子，引文B的援用者是墨子。他們的活著期彼此銜接，都可看到完全的《尚書》。是以，這兩條引文在《尚書》中各有出處，平行存在。這是傳世本《年夜禹謨》、《說命》不偽的主要證據。
引文B講述為政者的言語可以導致兩個相反結果：既可“出好”，亦可“興戎”。引文A的前兩句（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則只講為政者言語、行為能夠導致的負面結果（起羞、起戎），后兩句（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是對防止出現此類結果的告誡。孔子引這段話是為印證其論斷：“正人溺于口”（故須慎言），“年夜人溺于平易近”（故須慎行）。由此可以清楚到，雖然引文A和B的宗旨彼此相關，但表述情勢完整分歧。
在簡文《說命》四句（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衣載病，惟干戈生厥身）與引文A（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包養 ，惟干戈省厥躬）和引文B（唯口出好興戎）之間進行比較，可以看到簡文四句與引文A B之間存在多處文字和文義方面的分歧。這不是引文與原文的正常關系。那么，能否可以認為孔子引文A和墨子引文B都是來自對簡文四句的征引？只要在一種情況下才幹出現這樣的結果，那就是孔子和墨子在各自引文平分別出現多處征引錯誤（孔子8處，墨子2處）。這種情況的發生概率幾乎為零。由此可以消除後面提到的第一種能夠（一分為二）。這是第一個步驟的研討結論。
依據上述討論可知，假如采用統一條件（能夠真，也能夠偽）對簡文和古文《尚書》作對等甄別，很不難發現簡文內容與引文A B之間不是引文與原文的正常關系（誤差太多，貌同實異），而傳世包養 本《尚書》與引文A B之間則不存在這個問題。根據這一反差鮮明的認識線索，很不難鑒定簡文與傳世本的真偽屬性。這是清華簡收拾者（李學勤師長教師）為什么必定要借助“定讞”展開研討的直接緣由：否則其收拾任務寸步難行。
在消除第一種能夠（一分為二）之后，對引文A B進行拼合、改寫（合二為一）的行為及其操縱者隨之進進我們的思慮范圍。此人就是簡文《說命》的作偽者。實際上，在不考慮傳世本原因的條件下，依然可以確認引文A B是彼此獨立的表義單元，絕非簡文四句一分為二的結果。二者的表述情勢完整分歧，是以不具備合并條件。假如勉強拼合，就會出現齟齬。在簡文四句中，存在明顯的文理欠亨和自相牴觸。這些現象在一分為二的認識角度無從索解。但假如改變思緒，從拼合、改寫（合二為一）包養網的視角考核問題，就可以年夜致搞清這些現象的來龍往脈。
三、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中）
上面進進第二個研討步驟：考核從引文A B到簡文四句的拼合、改寫環節，并考核李學勤師長教師論證中包養 存在的問題。上面是李師長教師針對簡文四句的重要論述：“孫詒讓《墨子間詁》已指出《術令》就是《說命》。簡文此處與《墨子》所引更為接近。‘好’應讀為‘羞’，均為幽部字，並且‘好’字可寫作從‘丑’的‘ ’，見《說文》，或‘ ’，見《古文四聲韻》，‘羞’恰是從‘丑’聲的字。”[11]
孫詒讓的相關論證：“‘術令’當是‘說命’之假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并附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書》不悟，乃以竄進《年夜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為《說命》佚文，故為表出之。”（《墨子間詁》卷三）
孫詒讓的見解（引文B是《說命》佚文）是用閻若璩的結論作年夜條件，將之落實到《墨子》此條引文的出處。通過字音和字形途徑改字為訓是傳統訓詁學的基礎方式。後面提到李師長教師改“好”為“羞”、以及孫氏改“術令”為“說命”都是走此一路。可是，此類方式只供給能夠，不供給確證。這也應當是訓詁學中的常識。依據雷同途徑，“術令”也可以被認為是“年夜禹”之訛誤。是以，除“朝廷早有定論”的學術佈景，孫詒讓見解并不具有相對靠得住的證據支撐。換言之，李師長教師的“包養網 孫詒讓……已指出”缺乏為據。
在孔子和墨子之后，清末學者孫詒讓起首提出《墨子》引文B是“《說命》佚文”。孫詒讓只說《墨子》“唯口出好興戎”是“《說命》佚文”，并未說明“佚文”與引文A的具體關系。當簡文《說命》作偽者決定采納孫詒讓的見解，就有需要將一個籠統的判斷落到實處。他實際上是給本身出了一個極年夜的難題：將兩條表述情勢完整分歧（是以不具備合并條件）的引文勉強拼合。
上面以引文A為參照，考核清華簡《說命》作者進行拼合、改寫的具體步驟。（1）用引文B（唯口出好興戎）代替引文A首句（惟口起羞）。但不是簡單、直接的代替，而是在此環節進行了用字和語序的調整。一是將“出好興戎”的語序顛倒過來，改作“興戎出好”；二是保存引文A第一句的“起”字，往失落引文B的“興”字。這是“惟口起戎出好”一語的由來（其改寫意圖詳見下文）。（2）改“甲胄”為“干戈”。（3）改“起兵”為“作疾”。（4）改“惟衣裳在笥”為“惟衣載病”包養網 。（5）改“惟干戈省厥躬”為“惟干戈生厥身”。
收拾者（李學勤師長教師）指出：“‘干戈’疑當為‘甲胄’”。由此可知，李師長教師也認為簡文改“甲胄”為“干戈”于行文不當（重復）。實際上，作偽者此處改動還有緣由。《孔傳》注“甲胄”：“甲，鎧。胄，兜鍪也。”《孔疏》：“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效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后世始用鐵耳。”作偽者誤解了孔穎達的說明，于是直接將“甲胄”改為“干戈”。這是一個典範的弄巧成拙。
簡文四句的第一句（惟口起戎出好）已有“起戎”，第二句若保存“起兵”就會出現抵梧。作偽者將其改為“作疾”，文義是以改變。后文“惟衣裳在笥”被改作“惟衣載病”。此處改動緣由不詳。但改動之后文理欠亨。第四句改“省”為“生”（惟干戈生厥身）。改動后再次出現文理欠亨。于是，在這般拼合、改寫之后，四句話中的后兩句變得文理欠亨：衣裳何故“載病”（收拾者據《小爾雅·廣詁》解“載”為“成也”[12]）？身體何故“生”出干戈？
為解決上述問題，收拾者將“生”讀作“眚”。并采用《國語·楚語下》（韋昭）注：‘猶災也。’”[13]雖然“惟衣載病”文理欠亨，收拾者卻認定這才是“真”《說命》的原有內容：“《緇衣》所引‘在笥’當為‘載病’的訛誤。”[14]于是，《禮記·緇衣》“惟衣裳在笥”變成“惟衣裳載病”。簡文畢竟還是讀欠亨。不僅這般，傳世文獻（《緇衣》引文）也遭到簡文“淨化”而被收拾者改得讀欠亨了。
簡文《說命》作者將引文B“出好興戎”改作“起戎出好”，意在強化“起戎”、弱化“出好”。這是因為簡文四句中的后三句均與“出好”無關。即使這般顛倒語序，還是沒有解決問題。經收拾者上述改動后，除“惟衣載病”文理欠亨外，后三句中的別的兩句（“惟干戈作疾”和“惟干戈眚厥身”）都在講述言行失慎的負面結果。其首句“出好”二字仍無著落。
為解決這個問題，李學勤師長教師再次借助改字為訓途徑，改“好”為“羞”。假如這一改字結論（李師長教師的具體論證見上文）成立，的確可以彌補簡文四句中的此處破綻。李師長教師論證中提到：“簡文此處與《墨子》所引更為接近。”[15]《墨子》是比較靠得住的傳世文獻，李師長教師是借助《墨子》（引文B：唯口出好興戎）來證明簡文《說命》的真實性。
有需要指出，李師長教師此項證明能否成立的先決條件，取決于簡文與《墨子》引文B 能否具備內容方面的分歧性。假如具備（要么都是“出好”，要么都是“出羞”），則簡文與引文B確實“更為接近”。假如一個是“出好”，一個是“出羞”，則二者語義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墨子》引文B反而成為否認簡文《說命》真實性的主要證據。
實際情況是后者：《墨子》引文B是“出好”，而非“出羞”。我們可以看到李師長教師在這個問題上的進退維谷：假如不改“好”為“羞”，則“出好”二字在簡文中冒昧且多余。這一現象可以明顯裸露簡文《說命》作者將（因表述情勢完整分歧而不具備合并條件的）兩條引文強行拼合后出現的破綻。假如改“好”為“羞”，則會導致簡文（出羞）與引文B（出好）的語義相反。
後面引述李學勤師長教師針對簡文四句的相關論證，具體包含三個內容：（1）“孫詒讓《墨子間詁》已指出《術令》就包養網 是《說命》”。（2）“簡文此處與《墨子》所引更為接近”。（3）“‘好’應讀為‘羞’”。李師長教師這段論證試圖實現的目標：既要改“好”為“羞”，還要獲得《墨子》引文B對簡文《說命》真實性的支撐。此乃無法實現的苛求。
為防止誤解李學勤師長教師針對簡文四句的相關論證，有需要指出另一種能夠的情況。即李師長教師“‘好’應讀為‘羞’”的改字對象同時包含簡文與《墨子》引文B。仔細斟酌李文，不克不及消除這種能夠（李師長教師的表述似乎有需要再明白一些）。假如這一判斷成立，則此項證明可以滿足上述條件：簡文與《墨子》都是“出羞”。這里立即出現新的問題。
墨子在引文B（唯口出好興戎）之后有一說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墨子的說明可以提醒兩點：（1）“善用口者出好”表白，引文B的“出好”絕非“出羞”。（2）引文B的語序是“出好”在前，“興戎”在后。墨子這段話（子墨子曰）語義了了，不會惹起任何誤解。是以，《墨子》內容足以否認改“好”為“羞”。
四、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考辨（下）
上面，對此前兩節的討論及其可以得出的結論作一簡要疏理。引文A是孔子在《禮記·緇衣》中引證《兌命》（《說命》）內容，其原文在傳世本《說命》；引文與原文相吻合（只要一字之差，并不影響文義），引文內容與孔子的論說宗旨相呼應。引文B是墨子在《墨子·尚同中》引《術令》內容，其原文在傳世本《年夜禹謨》；引文與原文相吻合，其內容與墨子對引文的說明相契合。上述情況可以被認為是傳世本《年夜禹謨》、《說命》不偽的主要證據。
在不考慮傳世本原因的條件下，仍可確認引文A 和B是彼此獨立的表義單元，絕非簡文四句一分為二的結果。孔子和墨子都可以看到完全的《尚書》。這表白兩條引文在《尚書》中各有出處，平行存在。清末學者孫詒讓初次提出《墨子》引文B是“《說命》佚文”。從孔子和墨子的時代到清末孫詒讓之間，沒有任何一位讀書人會萌發必定要勉強拼合（因表述情勢完整分歧而不具備拼合條件的）引文A B的動機。這包養 一捉襟見肘的拼合行為只能夠發生在孫氏見解提出之后。
孫詒讓只是提出一個缺少依據的籠統判斷。他不會想到，竟然由此導致一個年夜膽、牽強的拼合行為。其結果就是存在于清華簡《說命》中的“惟口起戎”四句。這四句的第一個特征是對引文AB的僵硬拼湊；第二個特征是明確存在拼湊環節的改寫跡象；第三個特征是改寫之后并未打消因勉強拼合而出現的多處破綻，反而欲蓋彌彰。
破綻一：首句“起戎出好”是對《墨子》引文B的語序顛倒，與墨子對引文B的具體說明發生違背。
破綻二：首句“出好”二字在簡文四句中冒昧且多余。
破綻三：第二句改“甲胄”為“干戈”，是因誤解孔穎達疏的說明而出現的弄巧成拙。
破綻四：第二句改“起兵”為“作疾”，明顯裸露因拼合而改寫的跡象，并由此完整改變了引文A這句話的原有語義。
破綻五：第三句改“在笥”為“載病”，此句（惟衣載病）因改寫而文理欠亨。
破綻六：第四句“惟干戈生厥身”，也因改寫而成病句。
在短短21個字的簡文四句中竟然出現六處破綻，足以說明這是一個勉為其難、捉襟見肘的拼合結果。此過程的完成者就是清華簡《說命》的作偽者。近年來一些學者（包含筆者）開始對古文《尚書》的傳統疑古結論提出質疑和批評。[16]作偽者選擇偽造《說命》的意圖很簡單：為惹起偽簡買方（尤其是具有獵奇沖動的歷史學家）的極年包養網 夜興趣，以此實現有人愿意買并且愿意出高價的後果。
此人具備必定的古文獻修養，接近專業水準，并在偽造簡文《說命》時作過一些文獻查閱的功課。好比拼合A B引文是查閱《墨子間詁》的結果，又如改“甲胄”為“干戈”是誤讀《尚書正義》的弄巧成拙。但其偽造質量遠未達到足以亂真的水平。作偽者的具體目標很是實際：將偽簡勝利售出并拿到本身那一份報酬。此后的工作與他無關。“制造”環節的不斷改進會增添本錢，支出太多得不償掉。破綻百出的偽簡能有明天這樣一個結果，生怕也是此人始料未及。
收拾者（李學勤師長教師）至包養網 多留意到四處破綻，并一一加以彌補。對于破綻二，李師長教師采用改字技術加以彌補，改“好”為“羞”。對于破綻三，李師長教師用“‘干戈’疑當為‘甲胄’”[17]一筆帶過。對于破綻五，李師長教師放棄彌補，直接表白專家立場：“載病”才是原文。[18]于是，簡文中的破綻以收拾者為前言“淨化”到傳世文獻的原有文義。對于破綻六，李師長教師還是采用改字技術，將“生”讀作“眚”。[19]
李學勤師長教師收拾任務中的分歧理處已如前述。這里出現兩種屬性的破綻，一是作偽者在拼合、改寫過程中出現的“原生”破綻，二是收拾者在彌補偽簡破綻過程中出現的“次生”破綻。于是，在《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叁）》出書之后，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21字）中堆積著兩個層位的破綻。其數量之多，可謂遍體鱗傷。
在《清華簡〈傅說之射中〉新讀》[20]一文中，針對簡文“惟衣載病”語義的不清不楚，廖名春師長教師提出一個新的收拾計劃：“當讀為‘惟依載病’。”[21]廖師長教師進而認為傳世本《禮記·緇衣》孔子所引“惟衣裳在笥”也應加以改寫：“當讀為‘惟依尚載蝕’”。[22]他對此語改寫后的說明：“是說過分的溺愛會養成沖犯之弊病。”[23]這一改寫息爭讀，導包養 致引文A的文義再次發生改變且橫生枝節。
于是，簡文“惟口起戎”四句中的破綻又一次以收拾者為前言“淨化”到傳世文獻的原有文義。此乃池魚之禍。廖師長教師收拾計劃的改字范圍：一是改“衣”為“依”；二是改“裳”為“尚”；三是改“在”為“載”；四是改“笥”為“蝕”。從“衣裳在笥”到“依尚載蝕”。將這般不成語句的四個字解出語義且有因有果，包養 難為廖師長教師。此種針對包養 傳世文獻的年夜膽改字，甚為不當。
如上所述，作偽者對引文A B勉為其難的強行拼合，導致簡文四句之中破綻叢生，進而導致簡文收拾者的窘境重重，捉襟見肘。此亦池魚之禍。假如收拾者采用姜廣輝師長教師提醒的“雙向思慮”，似乎早該對收拾對象的諸多破綻有所警覺。
五、改字為訓與雙向思慮
對戰國竹簡的收拾重要包含三項任務：（1）編排簡序和分篇。（2）釋文，包含隸定字體，破讀通假以及訂正脫衍訛誤。（3）句讀和注釋。在收拾結束之前，這三項任務都有調整余地。第二項的調整余地最年夜。訓釋字義的常規途徑是直接采用被解讀文字的先秦字義（統一個字在先秦文獻中的既有表義范圍）。可以采用沒有疑義的先秦書證直接解決問題（這比借助《爾雅》《說文》加倍靠得住）。
訓釋字義的很是規途徑是改字為訓，其條件是古文獻中存在一些通假、訛誤。所謂“借字”的緣由是臨文忘字（本有其字），沒有字典，只好寫個包養網 錯別字。在戰國及漢初文獻中，通假字出現較多。訛誤是在著作和轉抄過程中出現的文字錯誤。在戰國簡帛文獻中，存在較多通假、訛誤現象。若是未經隸定后的收拾環節，則幾多有些不成文章。這里的問題是改字為訓的分寸和限制。
鄭玄注經好改字，后儒多有非議。自漢代以來，比較嚴謹的學者年夜多傾向于：語義可通則不破字。加倍審慎的學者為防止濫用通假，則傾向于寧可闕疑。好比歐陽修在《詩本義》（卷十三）中提出的見解：“先儒所以不取鄭氏于《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欠亨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說，則何人不克不及為說，何字不成改也。”筆者贊同歐陽修的闕疑原則。貿然妄改，則徒增一惑。
傳世的先秦文獻（在《漢書·藝文志》所列范圍內）都經過西漢學者劉向、劉歆等人很是細致嚴謹的收拾校讎，其原有的通假、訛誤等問題多已獲得訂正。劉向等西漢學者的文獻收拾和校讎條件（普通都是有兩個或更多先秦傳本的互校）要遠好于后人。雖然在漢以來的流傳中，這些文獻中又會出現一些新的訛誤，但其文本質量似乎還是要好于后人的判斷。
是以，在對出土文獻的收拾研討中，應盡能夠罕用改字為訓；在對傳世文獻的研討中，須加倍穩重。依據出土文獻訂正傳世文獻并非不成行，但須慎之又慎。古人為遷就己見而改字者，尤為不當。後面提到李師長教師的改“好”為“羞”以及廖師長教師的改“衣裳在笥”為“依尚載蝕”，都已超越改字為訓的分寸和限制。在本文后面的討論中，我們還會接觸到同類問題。
在現有的訓詁學改字途徑中（好比依據同音或音近可通的原則），任何一個字的改字范圍都在幾個字甚至十個字以上。此種方式只供給能夠，不供給確證。即使存在破字的文獻佐證，仍不克不及構成確證。前人寫錯別字并沒有嚴格的規律性。改字為訓很難防止發生歧義。俞平伯師長教師對此種情況的準確描寫：“訓詁以音聲通假本非一途，就“什麼臨泉寶地？”裴母笑瞇瞇的說道。甲通乙則訓為丙，就甲通丁則訓為戊，如丙戊二解并可通，則其間之往取何從？”[24]
簡牘文獻的文本質量（可以被準確還原其原有文義的具體條件）與此中存在的通假字含量成正比。也就是說，簡牘文獻中通假字（包含各種訛誤）的含量越高，收拾和研討者準確還原其原有文義的還原條件（文本質量）越差。再者，收拾和研討者所認定的通假字有能夠是錯認（其實是本字）。這是在現有訓詁學方式中很難消除的謬誤。即便沒有錯認，由于存在二解甚至多解“并可通”的情況，進一個步驟增添清楚讀過程中發生歧義的概率。在若干歧義中，能夠有一個正確結論，也能夠全錯。
假如我們對簡牘文獻的收拾研討甚至我們的訓詁學方式開始重視更高水平的嚴格和收斂包養 ，并且加倍重視研討結論的客觀真實（科學性），那么上述情況都應納進我們對簡牘文獻研討方式和過程的取舍和評估范圍。我們有需要深刻討論改字為訓的限制問題。假如一段簡文在收拾者改字之后還是讀欠亨，采用改字為訓另尋它釋需求極其穩重。最好不要讓改字途徑變成漫無邊際、各有“事理”的猜謎依據。
還有一個問題有需要強調，即姜廣輝師長教師所提醒的“雙向思慮”。假如研討對象是真實的先秦簡牘，則研討者的認識標的只要一個，那就是準確還原其原有文義（王引之所謂“本訓”）。假如研討對象中真偽攙雜，抑或全都是古人偽造的贗品，我們的收拾和研討任務就有需要高度警覺。假如是后一種情況，則古人偽造的簡文中會存在如下幾種情況：
（1）類似度較高的擬古語句（按“擬古語句”指作偽者對先秦文獻中行文、語句、禮樂軌制、思惟觀念等的模擬）。
（2）比較蹩腳甚至文理欠亨的擬古語句。好比簡文《說命》中的“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以及“吉不吉”等等（詳見本文下一節）。
（3）夾雜兩漢以來思惟觀念等不倫不類、貌同實異的內容。即姜廣輝師長教師所說的“硬傷和疑點”。[25]好比姜師長教師在對清華簡《保訓》的質疑文章指出：“《保訓》篇……將本是宋人提出的傳‘中’的‘道統觀’坐實在周文王、武王身上。”姜師長教師的剖析結論是：“《保訓》篇并不在先秦文明的思惟脈絡里，而是在宋明理學的思惟脈絡里。之所以這般，只能說明這他急忙拒絕，藉口先去找媽媽，以防萬一，急忙趕到媽媽那裡。是現代作偽者順著宋明理學的思緒做作出來的。”[26]針對簡文《保訓》“乃易位邇稽”，姜師長教師指出：“雖說是古噴鼻古色的《尚書》式語言，卻有現代時尚語言（‘換位思慮’、‘現場調查’）的影子。”
（4）作偽者誣捏的歷史事務和人物對話中存在的作偽破綻。
（5）作偽者對先秦文獻內容的抄錄，一是通篇抄錄，二是對部分內容的摘抄、拆分、拼合、改寫。這里重要指后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分歧水平的作偽破綻。如本文後面已經剖析過的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
（6）為實現偽造簡文的“仿真”後果，作偽者會在簡文中有興趣識加進往一些通假、訛誤。此類問題能夠發生在炮制贗品的兩個環節，一是偽造簡文的誣捏環節，二是當代寫手的謄寫環節。好比《國語·楚語上》“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在簡文《說射中》被改作“若詆不視，用傷”。改過之后，文理欠亨。收拾者將“詆”讀為“抵”，并依據《說文》訓為“擠也”，認為意即“以手推拒”。[27]這般改字為訓之后，還是文理欠亨。“跣不視地”（赤足行走而不看地）是舉止魯莽，是以而傷及足部（厥足用傷）是一個道理之中、不難懂得的比方。可是“以手推拒”是瞽者動作。對于視覺沒問題的人，不成能在閉上眼睛的同時“以手推拒”向前走。這樣的比方不在情面物理之中。
（7）兩漢以來學者對先秦文獻的注釋和論述內容，會對作偽包養網 者的行文、語句甚至用字產生一些影響。好比，作偽者拼合A B引文是遭到孫詒讓《墨子間詁》的影響。又如，在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中，作偽者（由對于孔穎達說明的誤解）將“甲胄”改為“干戈”。這是一個典範的弄巧成拙。
（8）對照先秦簡文的書寫慣例，存在書法、筆跡方面的作偽破綻。
再舉一例。姜廣輝師長教師已剖析過清華簡《保訓》的“親耕”問題。周文王對太子發的臨終遺言提到“昔舜舊作君子，親耕于歷丘。”按“親耕”專指三代皇帝在藉田禮中的象征性耕耘。姜師長教師指出：“此時舜不過是一介通俗農夫（君子），耕田種地是天職事，‘親’在這里是贅語。”[28]王連龍師長教師撰文給予解釋，認為《保訓》是傳世手本“不消除異文訛誤、甚至潤色改寫的情況存在”。[29]姜廣輝師長教師在回應文章中指出：“前人無論若何‘潤色改寫’，都不應該犯這種一面說‘舜舊作君子’，一面又說‘親耕于歷丘’的低級錯誤的。犯這種錯誤的只能是不懂史書筆法的現代作偽者。”[30]
三代藉田禮的主祭神是后稷，后稷（棄）是周族最主要的先祖。是以，“舜舊作君子”的“親耕”不成能出自熟知藉田禮制的周文王之口。上文“舊作君子”見于《尚書·多士》。“舜耕于歷山”或“舜耕歷山”等類似內容則見于先秦兩漢十來種文獻，均無“親耕”字樣。這表白戰國時期的傳抄者不太能夠畫蛇添足、誤加一個“親”字。據此可以比較有掌握地確認：簡文“親耕”應是現代作偽者對先秦文獻相關內容摘抄、拼合、改寫的結果。這是一個具有較高證明力的主要作偽證據。
本文後面的研討表白，簡文《說命》“惟口起戎”四句是一個加倍主要的確鑿證據。從孔子、墨子時代（年齡早期和戰國初期）到清末孫詒讓之間的兩千余年內，沒有任何一位讀書人會萌發必定要將（因出處分歧而不具有拼合條件的）引文A B勉強進行拼合的動機。這一捉襟見肘的拼合改寫行為只能夠發生在孫氏見解提出之后。清華簡存在許多各種類型的作偽破綻（詳見后文），但這樣的確鑿證據還是比較少的。這是本文用較年夜篇幅對“惟口起戎”四句進行深刻研討的緣由地點。
西漢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是鼠竊狗偷之舉，其動機明確，破綻百出。偽造簡文的當代張霸同樣也是動機明確，破綻百出。《漢書·儒林傳》提到“百兩篇”的重要特征是“篇或數簡，辭意淺陋”。篇幅短（篇或數簡），是因為像模像樣的擬古語句很難編造。其重要作偽方式：（1）拆分“二十九篇（今文《尚書》）以為數十”。（《漢書·儒林傳》）（2）“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漢書·儒林傳》）雖然張霸自行編寫的內容較少（作首尾），但依然隨處可見非常蹩腳的行文、語句（辭意淺陋）。
張霸偽造“百兩篇”一事的認定過程比較簡單：“以中書校之，非是。”（《漢書·儒林傳》）東漢王充《論衡·佚文篇》中也說起此事：“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上文“中書”即皇家秘府所躲（有經無傳的）孔壁本古文《尚書》。這一認定過程是以真實靠得住的文獻為樣本，對照鑒別張霸所上“百兩篇”的真偽。同則真，分歧即偽。
李學勤師長教師似乎也想采用同樣的方式解決問題。其收拾任務借助傳統疑古結論為研討條件（高度依賴）：“後人已考定為偽書。”[31]以此認定簡文《咸有一德》、《說命》是“真”《尚書》。然后調轉標的目的，用簡文為證據往證明傳統疑古結論的正確。具體是根據簡文《咸有一德》、《說命》與傳世本同名篇章內容的“全然分歧”得出結論：“確證了傳世孔傳本為偽書。”[32]
在李學勤師長教師作出此種循環論證之前，似乎有需要對與此相關的學術佈景進行完全細致的通盤考核和客觀嚴謹的綜合評估。好比自梅鷟、閻若璩以來，一共提出過幾多條針對古文《尚書》的作偽證據，有幾多是捕風捉影，能否存在足以定案的確鑿證據。又如，在簡文《咸有一德》、《說命》與傳世本同名篇章之間，其文章質量能否存在優劣之分，相差幾何。
否則，就有能夠因“單向思慮”而支出代價。從姜廣輝師長教師提醒的“雙向思慮”看，假如清華簡是古人偽作，假如簡文收拾者和研討者將偽作當真本加以收拾研討，就會是以進進一種很是拮據、荒誕的任務狀態。在這個狀態下，收拾者和研討者的簡文考釋已經從尋求先秦文獻的原有文義（本訓）置換為領悟當代張霸的擬古語句。
茲舉一例。“中”字在清華簡《保訓》共出現四次，其所指為何已有十幾個猜測結果。上面是廖名春師長教師在《清華簡〈保訓〉篇“中”字釋義及其他》[33]一文中提到的十種具有必定代表性的研討結論。
（1）《保訓》篇里的“中”為中正、中道，與儒家的道統學說有關。
（2）《保訓》篇里的“中”為“中庸”之“中”。按：與第一個見解附近。
（3）《保訓》篇里的“中”為“地中”和“立于地中的旗表”。
（4）《保訓》篇里的“中”為“極”，以為虞舜“求中”就是“立極”，目標是“治歷明時”，而上甲微“砌中于河”就是在河濱或河神之地堆石壘砌了一座“中”壇。
（5）《保訓》篇里的“中”指與訴訟相關的文書，即最終判決書。
（6）將《保訓》篇里的“中”讀為“眾”。
（7）以《保訓》篇里的“中”為 “數”，就是孔子所傳帝堯所說的“天之歷數在爾躬”的“天數”，也是傳說中舜得河圖的河圖之數，也是文王據以演《周易》的“易數”。
（8）認為《保訓》篇里的“中”可借可還，自當是一種物件。……從內容說是中道思惟的傳統，從載體上說是一種寶物。愚者把它當成寶貝，“天命”的象征；智者把它當做文獻，領會其所記錄的內容。
（9）《保訓》篇的“中”字理念，有著分歧的層次含義。……這四個“中”字的應用，前兩個是懷柔，后兩個是手腕與目標……既有懷柔的一面，又有強硬的一面。
（10）從內涵上對《保訓》篇里的 “中”進行了界定，指出：“中”和“詷”相類，“中”以書的情勢流傳，“中”不得改易，“中”是受年夜命之前必須把握的東西。但“中”究竟是什么，提出者也沒有明確的說法。
（11）上面是廖名春師長教師在統一篇文章中自行提出的新見解：《保訓》篇“中”是指管理國家的一種最好方式。……這種管理國家最好的方式“中”，內涵就是和，就是和諧之道。
廖師長教師對上述研討的公道性及其研討狀態的剖析：“上述意見有以‘中’為實物的，多是據上甲微一段簡文為說；以‘中’為虛體的理念或方式的，多是據虞舜一段簡文為說。往往通于此，則難通于彼。在虞舜一段能講得通的，在上甲微一段則講欠亨；在上甲微一段講得通的，在虞舜一段則講欠亨。可以說，清華簡《保訓》篇的釋讀，在簡單的一個‘中’字上，墮入了逝世胡同。”按：上述見解各有其難以說通的分歧理處。廖師長教師的見解屬于“以‘中’為虛體的理念或方式”（和諧之道），其論證的公道性似乎并不具有后來居上的優勢。
在清華簡《保訓》篇中，令研討者頭痛的文字語句還有許多。這導致（幾年以來）研討者們自願在“逝世胡同”中進行顧此掉彼的“過度闡刁難對方。退卻的時候，他哪知道對方只是猶豫了一天，就徹底接受了，這讓他頓時如虎添翼，最後只能趕鴨子上架認親。釋”。一方面至多絕年夜部門研討者都認為，清華簡《保訓》是“研討先秦思惟史的一篇極其主要的文獻”。另一方面《保訓》“中”字所指為何（還有“自靧”問題、“親耕”問題等等）至今沒有一個妥貼公道的研討結果。那么，在連“是什么”都沒有搞明白的情況下，能否可以認定《保訓》篇的性質甚至價值。
至此，我們極有需要反思一個問題：是什么緣由導致了這樣的結果（研討者的捉襟見肘）。姜廣輝師長教師提醒的“雙向思慮”是一個主要路徑：假如在來路明白、真實可托的戰國簡帛文獻中不存在此種情況，就有需要從相反的標的目的進行思慮。依據姜廣輝師長教師、丁進師長教師等學者的舉證，清華簡《保訓》很有能夠出自“現代作偽者”之手。[34]
順著這個思緒考核問題，假如清華簡《保訓》出自當代張霸之手，是一篇很是低劣的擬古演義，其行文敘事年夜膽荒謬、前后乖舛，那么，導致研討者一切拮據狀態的緣由即可獲得完滿的說明。當代張霸行文敘事的自相牴觸，是研討者顧此掉彼、無法自圓其說的“釋讀佈景”。廖名春師長教師所說的“逝世胡同”，是一個很是準確的表述。是當代張霸為當代研討者構造了這樣一個包養 走不出往的“逝世胡同”，研討者們身在此中，高低求索，捉襟見肘，苦不勝言。
這里有一個推動清華簡收拾和研討者有所警覺、作出盡力、盡快擺脫窘境的主要動機：這個“逝世胡同”有能夠不是來自兩千余年前的戰國時代，而是出自當代張霸股掌之間的虛假之物。此人（或幾個人）是擁有必定水準的非專業人士（不消除專業人士的參與），他或他們正在觀看“逝世胡同”中的學術研討（甚至有能夠通過網絡平臺參與討論）。清華簡的收拾和研討者（不知情者）身在此中是自取其辱，擺脫出來可以挽回尊嚴。
在這個意義上說，收拾和研討者的簡文考釋結果，有需要被區分為有能夠發生的四種類型：類型一，對先秦文獻原有文義的正確解讀（本訓）。類型二，對先秦文獻原有文義的錯誤解讀（非本訓）。類型三，對當代張霸擬古語句（作偽者在“仿製”簡文時想要表達的語義）的正確解讀（類型三A）；對當代張霸改寫傳世文獻內容的正確解讀（類型三B）。類型四，對當代張霸擬古語句的錯誤解讀（類型四A）；對當代張霸改寫傳世文獻內容的錯誤解讀（類型四B）。
後面提到清華簡收拾者對簡文《說射中》“若詆不視，用傷”的考釋結論（讀“包養網 詆”為“抵”），有能夠屬于第四種類型中的后一情況（類型四B）。類型三B有能夠是：“詆”應讀作“跣”。還有一種加倍可悲的研討狀態：由于收拾包養網 者的“單向思慮”，導致清華簡收拾和研討者在收拾環節情不自禁對簡文之中的作偽破綻進行遮蔽回護（後面已剖析過一些此類現象）。本文既是對簡文《說命》和《咸有一德》的真偽考辨，也是對清華簡收拾和研討者應該有所警覺的進一個步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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