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之聲：明末清初政統與孔教中的女學
作者：傅湘龍（湖南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8月
內容摘要：明末清初女性文學出現了茂盛發展，作家年夜膽跨越閨門，參與豐富多彩的藝文交游，保存作品數量頗為可觀。同時，諸多文人士年夜夫圍繞傳統女性教導以及女性能否可以表現才學、介入詩文等議題展開了劇烈討論。孫奇逢等斥責男子適情逞才，跨越閨門，嚴重危及了倫理品德底線。馮夢龍、李漁義則正辭嚴地聲名男子之才學乃德性之基礎。面對有關傳統女性才與德關系的辯論，清順治年間刊印的《御定內則衍義》旗幟鮮明地標舉綱目“好學著書”，推揚德才兼備的女性的文辭創作，認為其感發情志、雅正可觀，具有不朽之價值。瑯琊儒士王相匯輯的《女四書》也為女學的推廣做出了貢獻。至康熙年間，許多女性的文學作品收錄于《御定宋金元明四朝詩》等，獲得小樹屋宮廷的認可、彰表與發行，宣佈了女性的品德教導與著書屬文能相融相和、相得益彰的立場。
關鍵詞：明末清初；政統；孔教；女學
明末清初女性文學出現了茂盛發展，作家年夜膽共享會議室跨越閨門，參與豐富多彩的藝文交游，保存作品數量頗為可觀。同時，諸多文人士年夜夫圍繞傳統女性教導以及女性能否可以表現才學、介入詩文等議題展開了劇烈討論。本文關注的焦點則是宮廷內外對此若何回應，以及怎樣通過文本編刊實現交互激蕩影響。
一、明清女教倡行與論爭
史載，明神宗執政不久，便諭令近臣加強宮廷婦學教導，首輔年夜臣張居正接續君王的話題，闡發男子接收教導后通古今、知義理、不逾矩的嚴重意義，舞蹈教室并建言宮廷男子亦可學而優則仕。
據此君臣共識及其實施，內監劉若愚詳細記載了宮女所學內容，既有《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蒙學教材，亦觸及儒家典籍《年夜學》《中庸》《論語》，至于《女訓》《內則》則屬于旦夕講誦、浸陶漸染以成其德性的必修讀本。授課教員重要由三至六名太監負責教習。學有所成者，可晉升為女秀才、女史官、六局掌印，在許多主要場合享用尊榮。
事實上，早在明代建制之初，太祖朱元璋即立綱陳紀，首嚴內教，諭令翰林學士朱升纂修《女誡》，輯錄古來賢妃的典范事跡，以備后世子孫持守。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亦家教命儒臣解縉匯輯古今后妃以及諸侯、年夜夫、士、庶人妻之事，編次《古今列女傳》，并親制序文，頒之六宮，行之全國。后世帝王固守太祖訓令，高度重視宮廷女教。明內府庋躲女教讀本有《列女傳》舞蹈場地《仁孝皇后勸善書》《女訓》《內訓》《內則詩》《內令》，此中不少是太后與皇后的撰著。例如，有感于女教素來取資于劉向《列女傳》、班昭《女誡》而顯得偏狹簡略，《女憲》《女則》因亡佚不傳而未能產生實際效應，通行的各類女教讀本僅摘錄典籍之弁言而成，缺少訓詁釋讀，徐氏又終年侍奉高皇后馬氏，遂以高皇后馬氏常日訓教之言為基礎，廣而述之成書。《內訓》凡20篇，關涉女性德性、修身、勤勵、崇圣訓、景賢范各面向。永樂三年（1405）讀本編就后，并未直接遞呈明成祖，至永樂五年（1407）才由皇太子進獻。成祖御覽后，為之愴然，命令刊刻，并遍賜群臣。
萬歷八年（1580），明神宗命將《內訓》與班昭《女誡》合刊，頒示全國，再次闡揚該書的教化之功：
“圣母恐母儀之教未闡，乃取曹大師《女誡》一書，俾儒臣注解，以弘內范。蓋以此書簡要明肅，足為萬世女則之規。夙經圣慈謹記誦法，是以亟為表章。暨《仁孝文皇后內訓》二書，俾諸保傅姆旦夕進講于宮闈，爰以毓成淑德，用尊坤維，共襄乾治，則是書之功莫年夜焉。”
迨及清順治初年，帝王后宮亦高度重視內治內教，認為《內則》乃修身齊家治國之基礎，而歷代流傳的女教讀本《后妃紀》等沒有圍繞最焦點的典籍《禮記·內則》加以闡釋與生發，故于順治十三年（1656）敕諭近臣傅以漸闡明本心，詮釋微言。《御定內則衍義》凡16卷，分為孝、敬、教、禮、讓、慈、勤、學八綱目，三十二子目，對女性之德、言、容、功的規范論列頗為詳盡。瑯琊儒士王相匯輯班昭《女誡》、宋若昭《女論語》、仁孝文皇后《內訓》，合之其母劉氏《女范捷錄》，詳加箋注，題為《閨閣女四書集注》，迻借朱熹《四書集注》的書名，簡稱《女四書》，旨在晉陞讀本在閨閣群體中的影響力，亦藉以彰表母親守節撫孤的操守以及著書立說的文才。
劉氏其人及其撰述當然不似班昭、宋若昭、仁孝文皇后著名看，但經由南宗伯王光復（疑為王鐸）、年夜中丞鄭二陽（字潛庵）旌表以及《女四書》的刊刻流傳，聲名逐漸知著。《閨閣女四書集注》于今天啟四年（1624）多文堂初度發行，此后不斷刊印，項目單一，流傳甚廣。《女四書》所收著作中，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已命儒臣注解班昭《女誡》，而仁孝文皇后《女訓》各篇章亦系之小注，“注文或文皇后自注，或當時女史所注，皆未可知。其訓釋俱各純正，可使全國后世男子易曉。”宋若昭《女論語》本就采用韻文體式，句式齊整，語言淺顯易懂。得益于後人翔實靠得住的文獻論證，王相箋注《女四書》自能事半功倍。
與宮廷內外宣講女教及編撰讀原形隨的是，知識階層圍繞著女性之才與德能否相得益彰展開了劇烈討論。一種觀點是為了培養女德，防微杜漸，主張女性不克不及讀書識字，將“男子無才即是德”的觀念推向極端，鄉閭平易近間奉行最為嚴苛。相形之下，獲得文人士年夜夫廣泛認可且頗具操縱性的是，女性識字讀書，接收教導無益于明習家法，鞏固儒家體系的社會次序，但堅決反對吟詩作賦、顯露與誇耀文才。例如，揚州文人石成金《家訓鈔》曰：“男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年夜義者，固為賢德，然不成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玩法，做出無恥丑事，反不如不識字、守分循分之為愈也。陳眉公云：‘男子無才即是德’可謂至言。”
鑒于女性讀書識字，于圣賢典籍棄之不顧，轉而迷戀曲本小說，吟花賞月，甚至藐視品德倫理，有蕩檢逾閑之舉，故而在家訓中宣傳“男子無才即是德”。理學名儒孫奇逢斥責年夜行其道的風習曰：“近來婦人結社，拜客、作詩，至男人為其婦才，持其詩獻當道，求為刻傳，大師稱述，以為韻事”，“豈世終無陽剛年夜人，一洗此陰靡者乎？”
諸多衛道者切齒痛恨呼吁與強化“男子無才即是德”觀念，是耳聞目擊晚明以來男女年夜防松弛，男子適情逞才，年夜膽跨越閨門，嚴重危及到他們的倫理品德底線，或深入感觸感染到日漸興盛的才女文明所帶來的危機感，是以清初查琪語重心長地釋疑：“男子無才即是會議室出租德”的最終要旨“非欲其狀如土偶，一事不為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分歧于上述觀念，反對“男子無才即是德”的言論，鼓勵女性介入文學創作的文士亦不一而足。馮夢龍《軍師選集》聲名男子之才學乃德性之基，兩者并不相妨。李漁更是振振有詞地批駁曰：
“‘男子無才即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男子掉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為貴。蓋後人憤激之詞，與男人因官得禍，遂以讀書作宦為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交流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畢竟書可競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
衛道者將聰慧男子掉節行為歸為才學惹出的禍端，進而宣稱“男子無才即是德”，這種因噎廢食的行為，無異于文士身處“學而優則仕”的儒學社會，在春風自得或如履薄冰的宦途中遭受禍事，遂以此為戒，視讀書與官吏為畏途，故李漁認為，“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成少”，並且男子“進門之后，其聰明必過于男人”。與馮夢龍、李漁的立論附近者，又如王相母親劉氏。其認為，古來眾多后妃夫人、庶妾匹婦才德兼備，且長于詩文歌賦，而現實生涯中廣泛存在的妒婦淫女、悍婦潑嫗，無視傳統禮教家法，毫無才智與學識可言。
二、儒教學場地學浸染與撰著訴求
諸多蒙學或經史教導，不僅止于識文斷句與倫理教化，亦包含著文學啟蒙與審美，是培養文學興趣的主要途徑。
嘉靖九年（1530），禮部上奏宮中應行事宜，翰林院儒臣旁征博引，一一疏解《女訓》《內則》各女教讀本的詞句，闡釋焦點要義，女官細細領悟記誦之后，每逢十六、二十六日，轉而在坤寧宮向后宮皇后、嬪妃宣講，又領銜誦詠講座場地翰林院所撰與女教有關的清楚曉暢的歌詩。長此以往，后宮女性的文學才藝獲得年夜幅晉陞。
國家文明政策、教導內容與情勢的新變，又有推波助瀾之效1對1教學。以明代為例，征選女性進宮擔任女秀才、女官時，素來重視考核文史涵養之優劣，據陳啟榮《明初瑣記》：“洪武三年，詔選全國男子之秀者進宮。”
經過身體素質的篩選后，“來日誥日，乃試文史”，“次年，又詔選私密空間淑女善文藝者朱象真等六十人，定六局處之，各有官秩。宮女之才慧者，亦遴選進局任事”。平易近間一些才優學邃或在宮廷學有所成的女性，委以重擔或享用各種殊榮，被尊為“女丈夫”“女正人”“女太史”“女秀才”。
清代雖然已撤消征召“女秀才”的軌制，亦未從官階品秩方面供給晉升渠道，但帝王對才女的賞識與恩賜并未停歇。舉例而言，王端淑博學多識，工詩詞書畫，順治年間，朝廷欲徵引現代班昭之例，延請其進宮傳授宮妃，心系瑜伽場地故國頗具遺平易近情懷的王端淑力辭不就；桑靜庵工詩善畫，以授女徒為生，詩冊曾獲得進呈，沈鐘《挽桑夫人靜庵兼慰德其》詩句有言：“輦下新詩傳詠絮，閨中細楷羨簪花。牙籖空秘圖書府，絳帳長懸仕女家。”黃媛介詩作，常由公卿內子“假其詩以達宮禁，名重全國”，出生顯赫門第的朱中楣早負詩名，與夫婿李元鼎的合刻詩集《石園共享空間選集》由其子李振裕獻呈康熙帝，太子胤礽亦點名索閱詩集。松陵才女孟文輝自幼博覽全書，精曉筆墨，詩詞清妙，素有女博士之稱。其丈夫過世后，家境式微，遂謀生館谷。
后宮皇太后、皇后、嬪妃及女官研讀儒家典籍與女教讀本，文學藝術素養與日俱增，藝文訴求亦獲得公道伸張。其實，淵源有自的女教讀本并不排擠女性表現才學。劉向《列女傳》采擷典籍所載興國安邦的可效法的賢妃貞婦，順次敘述其婦行婦德。此中“辯通”女性的標準是“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兇。推摧一切，后不復重。”范曄撰《后漢書·列女傳》，延續其例，收錄文采斐然的女性班昭、曹豐生、馬芝、皇甫規、荀采、蔡琰以及有辯才的馬倫。
《女誡》的編撰者班昭頗具多方面才幹，永元四年（92），其受詔聚會場地進進東觀續補兄長班固未竟之書《漢書》之《八表》《地理志》。制“表”必須詳考前漢宮廷檔案與宰輔記錄，志“地理”又須通曉占星、讖緯諸術，班昭耗時十余年撰寫《漢書·八表》。同時，又擔任后宮女師，傳授經書、地理及算數，皇后與貴人多師事之，號曰“大師”。關于其文學創作，《隋書·經籍志》著錄《班昭集》三卷，觸及賦、頌、銘、誄、哀辭等諸體，有《東征賦》《針縷賦》《年夜雀賦》《蟬賦》《為兄超求代疏》《上鄧太后疏》《欹器頌》傳世，盡管多為佚余篇什，但從見存文本來看，班昭運用典故信手拈來，講述史實如數家珍。
《女論語》假托曹大師班昭所撰，作者實系出生儒士之家的宋氏姐妹，“五女皆聰慧，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女若莘、次女若昭文尤淡麗”。自幼接收儒學及文學教導，詩賦創作清雅淡麗，因以才顯，德宗貞元四年（788），宋氏姐妹受詔進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年夜義，深加嘆賞。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亦令五人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概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師長教師。”宮廷應制，口出成章；策試經史，亦援筆立就，有古肅之氣，無纖弱與噴鼻艷之風。仁孝文皇后博學好文，“幼承怙恃之教，誦詩書之典”小樹屋，《內訓·景賢范章》請求女性熟讀經史，視歷代賢媛為榜樣，以成美德：“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德懿行備，師表后世，皆可法也。夫女無姆教，則婉娩何從？不親書史，則舞蹈場地往行奚考？稽往行，質媒介，模而則之，則德性成焉。” 仁孝文皇后例舉娥皇女英之恭儉、太任之端莊、太姒之貢獻，進而倡導女性稽考典籍，取閱而效法。王相母親劉氏“幼善屬文”，前已述及其斥責“男子無才即是德”的分歧感性，轉而稱引諸多才德兼備者，如“共享會議室齊妃有雞鳴之詩，鄭女有雁弋之警”，“敬姜紡績而教子，言標左史之章；蘇蕙織字乃至夫，詩制回文之錦”，這些女性知書識字，通經達禮，聲名遠播。
由上可見，《女四書》匯編的各書作者均表現出深摯的文史素養。清順治年間《御定內則衍義》卷十六更旗幟鮮明地標舉一綱目曰“好學著書”。讀書無益于身心，有功于家國。讀《易》則知曉盈虛新聞、勤儉持家之理，治《年齡》則清楚賞罰長短之權，誦《楚辭》則樹立憂讒抱忠、仁平易近愛物之志，考《周官》則有崇賢好禮之心。
立言以明德、賦詩以見志的傳統源遠流長，不曾中斷。《女誡》等無益于人倫女教的著作自不待言，漢代班婕妤的賦作“溫柔忠誠，有愛君之心”，晉代左芬的賦作“懇至悽惻，多思親之意”，辭雅理懿，足以感發情志，洵為宮闈筆墨之冠。其余如劉臻女陳氏、王凝妻謝道韞之詞雅正可觀，竇滔妻蘇蕙之織錦回文“有超人意想之表”，耶律常格的時政文“治平之道備焉”，諸這般類的才學兼備者，“其書不朽，其人亦當不朽矣。”
三、才女創作與朝野著錄
明末清初宮廷內外才女創作的作品，被眾多女性作品總集從各種史猜中予以鉤稽、擺列與收拾，呈現出蔚為年夜觀的才女文明圖景。
此中錢謙益《列朝詩集》、張豫章等編纂《御定宋金元明四朝詩》（《四朝詩》）“明代卷”等晚出而有集年夜成之實的選本尤值得重視，不僅選錄詩人及作品數量最豐，且前者出自一流學者文人，選詩論人皆不凡俗手眼，代表其時主流史家觀念與女性文學批評趣尚；后者出自帝王欽定官員，選詩論人皆是官方奉行的典范，代表了朝廷的聲音、立場與范式。后世著錄才女事跡、校讎作品訛誤，紛引《四朝詩》為據。
例如，厲鶚《宋詩紀事》著錄朱逸仙、崖州男子。《玉臺書史》《南宋雜事詩》講述錢塘才女韓玉父年幼時跟隨李清照個人空間學詩，后歸嫁閩人林子建，林氏中舉后返閩，韓玉父前去尋夫不遇，遂題詩于壁，譴責負心薄幸行為。松江文士沈恕愛好加入我的最愛，借用黃丕烈所躲魚玄機、薛濤及楊太后詩集藍本共享空間，并請代為刊梓，其弟沈慈鈔錄錢夢廬家躲本孫淑《綠窗遺稿》，對勘《四朝詩》《宋元詩會》所錄詩作，輯錄異字。黃丕烈復為之特別校定，合之前刻三位女性詩集，最終構成《唐宋四婦人集》。
《四朝詩》博采宋金元明各體詩，共計304卷，收錄作者達5800余人。以選錄才女而言，宋代87人，元代40人，金代3人，明代178人。作者姓名、爵里冠于一代之首，次則分以帝制、四言、樂府歌行、古體、律詩、絕句、六言和雜言。是書刊刻優良，裝幀高雅，全書用開化紙刷印，潔白如玉，觸手如新，堪稱清代內府刻書的典范。詩學造詣頗高的顧嗣立（1665-1722）經宋犖薦舉，應選至京師，授命分纂典籍。根據其自訂年譜記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朝詩》最後欽定的領銜纂修官是翰林院吳昺、陳至言、陳璋、魏學誠，各自選定基礎文獻，經由南書房轉奏康熙帝裁奪。
其后，王景曾主動請纓，亦被委以領銜纂選與校刊。顧嗣立、錢榮世、田廣運等十三名錄選官先行就緒，后又增補張年夜受、吳士玉、汪泰來等九位。編選事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仲春一日開始，地點設在怡園。次年蒲月，陳鵬年自江寧進館；十一月，吳昺外出視察學政，十仲春二十一日，張豫章受詔至館。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四朝詩》歷經一年半樂成。由此可見，張豫章并未起到實質性感化，主導纂修者實為陳至言、陳璋與魏學誠。醉心于存錄史料的顧嗣立遭到了纂選官的重用。顧嗣立辛苦彙集，專精畢力，並且業已達成的《元詩選》“初集”“二集”成為《御選元詩》的主要史料來源，《四朝詩》得以疾速樂成，顧氏可謂厥功甚偉。
以選錄明詩而言，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成為取資的兩種最主要的文獻。在翰林官員看來，朱彝尊以糾繆訂補《列朝詩集》為務，后出轉精，四庫館臣贊曰：“每人皆略述始末，不橫牽他事巧肆譏彈。里貫之下，各備載諸家評論”。《四朝詩》選錄明代才女，重要采擷于朱彝尊《明詩綜》。
其一，確考之作。對于確瑜伽教室有其人、傳世史料豐富，而《列朝詩集》與《明詩綜》記述有異，《四朝詩》取資于后者。例如，麻城男子毛鈺龍，《列朝詩集》雖有詳細記載，但《四朝詩》年夜體依從《明詩綜》。其他如文氏、沈憲英、黃幼藻、景翩翩、張回、薛素素、羽孺、楊宛，凡屬字號、里籍或表述相異者，《四朝詩》均據《個人空間明詩綜》著錄。
二，罅漏之作。《列朝詩集》未載而《四朝詩》著錄者，好比李因、徐翩翩、曹靜照、商景蘭、祁德淵、張德蕙、朱德蓉、顧若璞、倪仁吉、桑貞白、沈瓊蓮、袁彤芳、章有渭、盛韞貞、項珮等，均引自《明詩綜》。
其三，辨偽之作。明嘉靖年間，王莊妃初進宮廷，因未獲寵幸，題詩自嘆，有“風吹金鎖夜聲多”之句，帝御覽而心生憐憫，冊封為貴妃。錢謙益認為郭子章《豫章詩話》誤將莊妃記為宮人張氏，然朱彝尊考之實為翰林羅璟詩作。至于《列朝詩集》《明詩綜》分歧認定的偽作，如“本日重逢白司共享空間馬”為吳中范昌朝之作，非鐵氏二女詩句等，《四朝詩》棄置不錄，或據此校改。
其四，稀見之作。衡州人行徹，居住嘉興福國禪院，其偈語多近于詩，有孟郊、賈島之風骨，《明詩綜》錄其詩作《秋天懷母》。另一女尼行剛，為詩僧通乘門生，法號行剛，棲身梅會里伏獅家教院。此為《明詩綜》僻秘之記載，《四朝詩》據以采錄。
以上從四個方面例證了《四朝詩》倚重《明詩綜》著錄明代才女的情況。究其因，一是緣于朱彝尊的學術聲看及其與《四朝詩》纂修官之交游。朱氏博識多聞，根柢龐固，文辭淵雅，遠出并世諸儒。清康熙十八年（1679）應試博學鴻詞科，頗受康熙帝眷顧，親拔擢為一等，以平民成分進進翰林院，充明史纂修官。
顧嗣立于康熙二十年（1681）參加江寧鄉試，正考官是朱彝尊與馮云骕；康熙講座場地三十七年（1698），顧嗣立登門拜訪，朱氏以家躲諸多珍本元人遺稿相借，始為訂交，其后，兩人頗多往還，《元詩選》“二集”能在短期內編就，朱彝尊功莫年夜焉。朱氏與王士禛商訂《明詩綜》的編刊緣起、門戶演變與作家作品，顧嗣立以及朱氏授業門生、《共享會議室四朝詩》纂選官張年夜受常相為之轉達。基于師友之間的親密來往及對編刊動態的把握，他們奉詔纂修《四朝詩》，天然頗為倚重《明詩綜》。
二是康熙帝重視詩歌涵泳性格而為品德之助的化育感化，《御選唐詩》所選，“雖風格紛歧，而皆以溫柔敦樸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之作，雖工不錄，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范于戰爭。”命儒臣纂修《四朝詩》，亦意在“措之禮陶樂淑之中，被以溫柔敦樸之教”，統歸于“思無邪”的詩教。朱彝尊《明詩綜》選詩論人，辭旨戰爭，溫柔敦樸，不巧肆譏彈，合適御選詩旨趣。
需求留意的是，《明詩綜》所刊才女共計128人，與《四朝詩》所選相舞蹈場地差49人，如安福郡主、夏云英、武定橋烈婦、沙宛在等等，未見《教學明詩綜》。又，《四朝詩》所選吳令儀（2首）、倪仁吉（4首）、桑貞白（5首）、沈瓊蓮（10首）、鄒賽貞（2首）、張紅橋（7首）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數量均超過《明詩綜》，凡此又見諸錢謙益《列朝詩集》。進言之，《四朝詩》選錄明代女性作家，重要采錄朱彝尊《明詩綜》，次以錢謙益《列朝詩集》為輔。
《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作為清初諸多“御制”“御選”“欽定”文學總集的主要組成部門，一方面通過行懷柔羈縻之術，延攬才優學贍者進館纂修，在生涯待遇、任務環境、官吏前程各方面給予優渥，藉以籠絡江南文士；另一方面，系統組織編刊歷代詩歌總集。歷代女性作家雖被措置于釋道仙鬼之列而論其爵里，但是女性文學尤其是明代才女文明之勝景卻頗為奪目。
明代中后期學術思潮涌動、都會文明勃興、男性文人激賞瑜伽場地與才女寫作訴求的有用伸張，促進了女性文學的繁榮發展，進而得以在御定總集中獲得集中展現；與此相隨，女性文學書寫獲得宮廷的認可與彰表，在必定水平上宣佈了女性的品德教導與著書屬文能相融相和、相得益彰，其書寫趣旨與風格又成為后世才女借鑒摹擬的案頭文本。
綜上所述，女教傳統源遠流長，迨至明末清初，女教宣講如火如荼，讀本編撰蔚為年夜觀，既有書坊發布文士王相的匯集之作《女四書》，也有內府刊刻順治帝《御定內則衍義》。浸潤于女教讀本及傳統蒙學、經史教導，女性旦夕誦讀的同時亦獲得了文學啟蒙與審美，賦詩言志的創作熱情漸長。
面對知識分子廣泛討論的言辭“男子無才即是德”，宮廷雖未有正面回應，但諸如明熹宗張皇后課授唐宋小詞，順治帝推揚好學著書的才女，康熙帝組織纂修《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彰表女性的詩歌創作，并諭會議室出租令近臣納蘭揆敘編刊女性作品專集《歷朝閨雅》，凡此均表現了宮廷的態度與立場。
因為篇幅緣由，將注釋刪除，詳情請參閱《原道》期刊紙質版。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第11批特別資助項目和湖南省社科基金普通項目（20YBA048）的階段性結果。